1996年5月1日 星期三

五一國際勞動節宣言
停止鎮壓工運、釋放被捕工人、保障工人生活!
毋忘六四、四五行動、街坊工友服務處

一 九 九 六 年 五 月 一 日

(編按:五一勞動節是國際工人運動的節日。中港本是一家,中港工運更是一家。兩地的階級姐妹兄弟的團結,是我們低下階層爭取民主的最可靠力量。現時,國內工運慘遭鎮壓,工人生活困苦。以下是四五行動於五一節聯同其它民間團體到新華社請願的聲明。)


我們作為居港中國人,在標誌工人階級團結奮鬥的五一國際勞動節,在此向為中國工運受逼害的姐妹弟兄,致崇高敬意和親切慰問,並譴責中共政府鎮壓工運的暴行!

我們認為,中國工人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階級,應是社會的主人。然而,中共儘管口頭如此說,但卻反其道而行,不單剝奪工人管治社會的權力,更對爭取民主的工人倍加逼害。參與八九民運的刑期,比諸其它階層更為嚴苛,刑求拷打更為殘酷。當局自詡代表工人階級,卻壓迫工運最烈。為維持一黨專制和特權,它不單嚴禁工人組織政黨、從事政治活動,就算組織工會保障自身經濟利益者,亦難倖免。偌大中國,祇有一個中共包辦壟斷、強逼工人參加的「全國總工會」。至於「職工代表大會」這個原該為工人自治的機關,亦淪為官僚把持的統治機關。

六四槍響,中共驚覺各地會起之工人自治聯合會之潛力,對工運摧殘更甚。湖南工自聯張京生、李旺陽被判十三年徒刑,陳鋼、彭實、劉志華受無期徒刑,已可見一斑。九四年,又取締「中國勞動者權利同盟」,拘捕其成員周國強、袁紅冰、蕭碧光、張林、劉念春,重判中國自由工會張京生等人;深圳「打工者聯合會」發起人廖和堂、李文明等被拘禁,祇是中共逼迫工運的冰山一角。

中共政府對工運人士如此,祇是千萬工人命運受制於人之反映。在所謂開放改革的大旗下,我國工人正受到官商勾結的壓搾、剝削。當局巧立名目,將工人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的社會財富化公為私,與新生既得利益者瓜分。陳希同、周北方等人之貪污案即是顯例。另方面,工人獲得的些微生活改善,即在「優化勞動組合」、市場經濟的名目下,被迅速收回。失業、半失業,入不敷支的陰影,已在工人生活上投下愈益膨大的陰影。

根據官方資料,下崗(即被強逼離開崗位,由當局安排轉崗)工人由九○年的十七萬,到九四年已急升至一百廿萬,一般轉崗者收入比前減三成。待崗(即下崗而未獲安排轉崗,通常祇獲收入一半)者,則由九○年的三萬六千人,狂漲至九四年的六百萬之眾!而被辭退的國營職工,亦由九二年的卅四萬,飆升至一百八十萬人。官方公佈之失業人數,去年已達四百九十萬人,以此再加上待崗工人,失業、半失
業人數已破千萬大關,邁向二千萬。

在職者的生活亦不好過,工資增長追不上物價升幅、實際收入減少者比比皆是;而工資構成改變,基本工資佔總收入比例由八一年的71.6%下降至九三年的46.6%,使廠方可以用少發獎金、津貼而少付工人應得報酬,變相減薪。同時,儘管官僚自己花費公款吃喝揮霍,擅挪資金投資牟私,卻屢屢不發、扣發工資。九三年一至九月,受此影響之工人為三百一十萬人,而九五年首季,已升至四百一十萬。退休職工的退休金,在通膨狂潮中被日益侵蝕,生活日有不如者已愈益增多。而且,當局為求與商賈一齊牟利,又大力推行所謂「合同制」。截至九五年為止,已有六千九百萬工人(佔總國營職工百分之七十左右)由國定轉為合同工,喪失了醫療、房屋分配等福利。

至於盲流千里而湧現的民工潮,為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提供了大量賤價勞工。這些臨時工遭遇更為不堪。被毆辱欺凌已屬等閒,因僱主貪婪與幹部私相授受,在工業意外或人為災害中受害,成為火災、違章建築塌樓、公害的致殘致命者,又豈是少數?

因此,我們嚴正要求中共政府:
1. 實現集會示威、言論出版、遊行罷工的自由;
2. 停止取締工會及工人政黨;
3. 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及停止壓制工運;
4. 職工代表大會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,全權管理工廠、企業;
5. 改進最低工資制,由工人代表及工會根據生活消費指數設立最低工資基準;
6. 工資跟物價指數升幅上升,保障工人生活水平;及
7. 設立真正社會保障制度,由企業和政府投資,保証失業、患病、工傷、退休工人的生活得合理保障。